独家专访 | 徐勇十年情深与AGPA之缘
独 家专访 | 徐勇十年情深与AGPA之缘
采访 | Robin 、楚奇
图片 | 来源于网络
编辑 | Robin
用“低调的奢华”形容徐勇并不算一个过分的词。多年来，脚踏实地的在临床工作，同时怀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团体情怀。每年他都引进国外前沿的团体项目到中国来
从2007年至今，10年来，徐勇每年自费前往美国参加AGPA（美国团体治疗协会）年会，并且逐步担任国际上团体组织的工作。
在AGPA开始之前，团体心理咨询师俱乐部特意专访了徐勇，让他来谈谈与AGPA的十年不解之缘。以下为本次主要采访内容。
采 访 内 容 摘 要:
问：请您谈谈最初开始参与AGPA的缘起。
徐勇：我06年在精卫中心负责精神动力团体项目，第一次接触了团体，然后我的两位老师，Anne Alonso（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临床教授）和 Priscilla Kauff （康奈尔大学杰出学者） 推荐我去AGPA。
从07年开始，这几年一直都去。除了有一年没去，我的老师 Anne Alonso 帮我做了一年的团体督导，因为手术意外去世了，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她本人的人格包容性非常大，虽然只有一年，对我影响非常大，包括对我的人，带团体的风格对人的关系和照顾。她去世那年，我没有去，我很伤心。后来另外一个老师 Kauff 帮我坚持督导了大概5年。所以基本上我每年都去参加。包括我很多的团体体验都是在那里的。
AGPA总共加起来6天。前面3天是体验性的，有两天是团体体验，一天四节，两天八节，还有一天是Institute（研讨会）。大部分是团体经验，后面三天是正式大会。AGPA年会有很多工作坊，演讲，研讨会。从那里有很多收获。从我个人来讲有一个学术上的、职业上的归属感。确实学习到很多东西，包括请他们过来做培训，专业里的工作感。
今年AGPA大概每天都有50个工作坊，有（Open session）开放的，不需要注册的，付会费可以参加。这个设置在大会议室，就像我们一般报告厅。有一些小的工作坊。限定12个人，往往都放在宾馆的房间里。一天大概同时有50个工作坊，而且主题特别广泛，我相信如果参加的话，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问：十年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什么使您坚持了这么多年去AGPA？
徐勇：
团体的归属感，凝聚力。
了解北美最新的团体治疗的进展。
技术的学习，自身会获得提高和认识。
团体里也会有一些老朋友，也有新朋友。
国内国外的，这些东西都会让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问：讲讲您在AGPA里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徐勇：AGPA下面有一个特殊兴趣小组（Special Interest Group）相当于专委会。
我是一个国际关系的特殊兴趣团体的共同主席 Co -chairperson，主要负责的是AGPA一些对外的联系，帮助一些其他国家的团体治疗发展。
问：去年2016年您在大会上的发言的主要内容？
徐勇：一方面主题是和中国有关系的。比如说莫林和朱瑟琳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在团体治疗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专家讨论会（Panel Discussion）。我也做为专家被邀请。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个老师，他有一个项目，新英雄主义 Neo—heroism。在美国他是和津巴多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两个一起在做新英雄主义。所谓英雄主义不是以前的牛仔，那些重要的人物，而是些普通人往往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
我当时觉得这个和我们中国的国情蛮符合的。比如现在国内发生很多事情。有人摔倒了，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地铁里有人发生什么的，等等。人们就是害怕被敲诈，被讹。老人摔倒了没有人去扶。这个时候都恰恰非常需要现在有些人需要有一种正义感，而不是被命令的，经过计算的。
问：谈谈团体治疗在中国。
徐勇：中国在团体治疗也才刚刚开始，我也希望国外能够了解我们。其实不光在AGPA，去年在英国伦敦的团体精神分析研究所也邀请我去做了演讲。我也是介绍的是团体治疗在中国发展。上次的演讲他们觉得反响的很好。他们想让我再去做一个演讲，主要是团体治疗跟中国文化的一些关系。
在我看来，国内精神分析发展的比较好，但精神分析过分关注个人的视角而缺少团体的视角。比如说他们过分强调个体化——独立自主的个体化。如果过分强调独立个体化的，也许会给当事人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带来一些冲突。这主要指的是的精神分析的个体分析。团体咨询恰恰能够纠正这种倾向。
精神分析中有一种默认——独立自主的个体是一个成熟标志。这完全是来源于美国的文化。因为美国文化强调的是个体。包括社会学里也是这样。美国认为那种顺从是对个体发展的一种阻碍.他们非常强调个体的发展。但是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文化的特征。
你可以看到精神分析到美国和英国发展的取向是不一样的。美国是自我心理学，强调自我的适应性。到了英国，有点类似于中国，它有很多历史，过去有很多灾难，有很多苦难。英国就比较注重关系。
国外人研究中国认为“中国的自体不是独立的自体，是相互依赖的自体。”之所以我们现在鼓励独立、自主、个体化，有现实的意义的。因为社会对自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人们都可以依赖单位，同事，过去找不到对象，组织都会帮你考虑，现在不行了。但是过分强调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我相信团体恰恰能够纠正这个方面，团体经常不是说“我（I）”而是经常会说“我们 （We）”。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我个人理解团体的舞台更大。个体治疗是两个人。团体是一个话剧一样，像是一个小社会一样。个体是类似于母婴关系，确实会有助于人的成长和发育，但是我相信它也有不足的地方，也许它缺少一个团体的视角。团体治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就像精神分析在美国和英国的这种发展，团体精神分析到了中国我们势必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消化吸收整合。怎样在中国文化的框架下或者说土壤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文化还有时代特点。如何定义中国文化？因为有的时候我问自己，我是更像中国人，还是是西方人。包括，我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因为全球化，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有这么多的开放，有的是被动开放，有的是主动。这么多文化有很多交融和冲突，这里面包括我们以前自己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性质。哪些东西是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核心?
问：谈谈关于团体在中国发展的看法，以及给正在学习团体，或者是正在带领团体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或帮助吗？
徐勇：我相信团体是一个非常好的，无论是从治疗来说，还是个人成长来说是，很好的方式和途径。我觉得它和个体治疗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只是目标、力量和长处是不一样的。团体更像一个小社会，它更能呈现原生家庭的特点。团体的人总是能在团体里面找到自己原生家庭的模式。就像亚隆说的，“原生家庭的矫正性重现”。个体治疗里面更像母婴关系会让人感到更安全。但是团体更和我们过去成长的环境更类似，也许它能够提供更丰富的矫正性的经验。
个体治疗里面会有匹配的问题。但是在团体的组员足够多，总是能够找到匹配的人。而且团体在有些时候力量更大。我相信它是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是毕竟很多人某种程度会对团体感到有些陌生，会感到有些害怕。毕竟涉及到暴露。很多人如果让他们自发选择的话，很有可能会选择个体治疗，这会让人感到更安全。
所以对大家来说有一个工作要做，就是如何宣传普及这些。当然还有更好地帮助团体带领者得到更好的，更有质量的训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成为团体带领者和个体治疗师有类似的地方：理论、实践、督导、体验。这是一样的。个体治疗的经验很难直接带入到团体的学习中。要学习新的理论，实践，督导还有团体体验。
还有就像我们现在做的，北京上海，我们尽可能去邀请一些国外的专家。
另外，我希望我们有会些有条件的人可以走出去。我一向鼓励学习心理治疗的人不管怎样下功夫把外语学好。因为语言在翻译的时候会丢掉很多东西。
有条件的话走出去，这对我们带领者来说其实影响蛮大的。有一种作诗的说法“功夫在诗外”。因为你的视野扩大了，人也会变化，会有间接的帮助。
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这个俱乐部建立的很有必要。因为团体和个体治疗不一样。个体治疗，来个来访者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团体就需要一个建立的过程。每个带团体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最初建立团体是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没有足够的流量，足够的人在短时间内聚集。因为第一个，第二个，到第十个的时候，前面的五个都走了。
一个方面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声誉，职业能力，让别人了解你。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带领者本来需要一个团体。不能我带团体的人，我自己干起事情来就像一个独狼一样，这本身说明你不是团体。团体的人就是团体的人。
这个俱乐部很好，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就像美国的AGPA一样，有一个List server ,就是有个邮箱，就想一个平台一样。有个人从纽约跑到芝加哥，那就会问芝加哥有没有这样一个网络。
徐勇 3月6日--11日 正在美国参加2017年AGPA年会，请关注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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